撰文 | 贺文辉(陆军军医大学根本医学院生归天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)

DNA储存着世代相传的遗传信息,被誉为“生命的密码”。
从沃森和克里克创造DNA双螺旋构造的那一刻起,DNA的“魔幻之盒”被打开,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DNA分子被解密。
研究创造,大多数DNA分子呈线性构造,例如人的染色体DNA,如果将单个体细胞中的DNA分子全部展开,长度可达2-3米。
然而有一类存在于细菌中的DNA分子却呈环状,穿梭在浩瀚的DNA分子宇宙。
虽然它的大小只有细菌染色体的千分之一,却魔力无穷——它便是神奇的“质粒”(plasmid)。

左:细菌染色体DNA的线性构造;右:质粒的环状构造

php13质粒啥是质粒从生物兵器到转基因食物都跟它有关 Webpack

(By User: Spaully on English wikipedia - Own work, CC BY-SA 2.5,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/index.php?curid=2080850)

似病毒而非病毒

20世纪40年代,炭疽热横行美洲。
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传染病,起初盛行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鹿群,造成大批鹿群去世亡。
随后在人群中创造了同样的症状:皮肤坏去世、溃疡、焦痂、毒血和组织广泛水肿……终极,传染者因涌现肺、肠和脑膜的急性传染而丧命[1]。

科学家们试图通过探求传染源来占领这一传染病。
他们创造,真凶是炭疽杆菌中的一种毒性物质。
并且,他们认为这种物质为病毒,通过快速繁殖而传染宿主细胞,引发动物或人生病。
直到1950年,美国生物学家乔治·莱德伯格(Joshua Lederberg)才证明这种物质并非病毒,并于1952年将其命名为“质粒”。

质粒是一种大小在1-200kb不等的环状DNA分子,独立于细菌染色体之外,并且具有自我复制能力。
细菌中的质粒含量最为丰富,螺旋体、放线菌和酵母等微生物中也有创造。
电镜下的质粒是共价、闭合、环状、小型的双链超螺旋DNA分子,形似“麻花”[2]。
由于创造质粒和其在细菌基因重组中的功能,莱德伯格斩获了195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。
那么,质粒与病毒到底有何异同,为何能迷惑科学家如此之久?首先,质粒与病毒一样,都能进行自我复制,快速繁殖;其次,它们都能授予宿主一定的表型,引发性状改变。
但两者的不同也很明确:病毒是由一个核酸分子(DNA或RNA)与蛋白质构成的非细胞形态,是寄生于生命体乃至非生命体的入侵有机物种。
一样平常的病毒都有两到三个组成身分:RNA或DNA,蛋白质,脂质(部分病毒没有)。
而质粒只有一种身分,即DNA,并且质粒还是细胞的组成部分。

虽然病毒和质粒并不相同,但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2017年,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南极稽核时,在古细菌体内创造了一种分外的质粒,它的外表和行为都很像病毒,却短缺表明其是病毒的基因。
可以说,这是一种带有病毒属性的质粒。
研究团队据此推测,最早涌现的病毒可能便是从这样的质粒进化而来的[3]。

不安分的独行侠

质粒DNA犹如“黑客”一样平常,能够摆脱宿主染色体DNA复制调控系统的束缚,独立“编程”自主复制。
这紧张归功于质粒DNA上的复制起始位点,可以开启自身的复制,还有相应的调控基因,可以掌握复制的频率。
这意味着质粒能够改变宿主细菌的特性,从而发挥效力。

此外,质粒还具有可转移性。
在天然条件下,借助细菌的接合浸染,绝大多数野生型质粒可以从一个宿主细胞转移至另一个宿主细胞,乃至还可以进入亲缘关系较近的不同种宿主菌中。
这一过程依赖于质粒转移干系基因——mob基因的表达产物与其他蛋白因子的相互浸染:mob基因编码移动干系蛋白,在tra转移蛋白的结合浸染下,将质粒转移到新宿主细胞的nic缺口位点,质粒即可通过缺口进入到新的新宿主细胞中[4]。
然而,一山不容二虎,如果两种质粒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复制子构造及调控模式,它们就不能稳定地存在于同一宿主细胞内,这种征象称为质粒的不相容性。

生物武器黑历史

质粒的宿主细菌很多,有我们熟知的大肠杆菌、枯草杆菌,还有令民气惊胆战的炭疽热芽孢杆菌(炭疽杆菌)。
依托这一菌种研制的生物武器——炭疽弹,是人类开始认识病原菌后研发的第一个生物武器。

1870年,科学家罗伯特·科赫(Robert Koch)分离出炭疽杆菌。
他创造这种细菌生命力极强、易培养、稳定性高,体外保存六个月仍能保持足够的毒性和传染性。
然而,科赫当时并不知道炭疽杆菌致命的真正缘故原由。
直到19世纪末,科学家才创造炭疽杆菌毒力因子的来源是pXO1和pXO2两个质粒。
个中质粒pXO1含有编码产毒基因,可以产生毒力因子和各种毒素,质粒pXO2含有编码细菌荚膜蛋白合成所必须的基因。
两个毒性子粒彼此依存,任何一个质粒缺失落都将降落炭疽杆菌的毒性,产生减毒株[5]。

炭疽杆菌电镜不雅观察图(来源:美国CDC - Janice Haney Carr)

第一次天下大战期间,德国特工部门将炭疽杆菌装入可消化试管,包埋于饲料当中,以鸩杀中立国的军马,拉开了当代细菌战的帷幕。
1928年,苏联生物武器之父雅科夫·费什曼(Jacov Fishman)创造炭疽杆菌有很高的强度和韧性,能承受爆炸冲击和干燥处理,因此可以装入炸弹、炮弹和导弹,实现武器化,未来可能成为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一种生物战剂[6]。
1939年,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在我国华中浙、赣地区大量培养炭疽杆菌,并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及细菌武器效能试验,致使我国军民大批去世亡。
个中HA型炸弹(哈弹)即为炭疽杆菌炸弹,外型酷似普通的钢壳炸弹,而内含的榴霰弹一旦爆炸,炭疽杆菌就会通过伤口传染杀伤目标,同时造成可延续数十年的地面污染。
1942年,英国征用了苏格兰的一个小岛——格林亚德岛进行炭疽杆菌试验,操持向德国牧场投放炭疽弹杀去世大批畜生,以割断肉食供应(因此该操持又称“素食行动”),同时制造全国性的炭疽热爆发,以除掉希特勒的纳粹政权。
二战结束后,美国一贯秘密进行炭疽战剂的研发,如R-400型炸弹。
然而,美国在2001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物胆怯打击,被称为“美国炭疽事宜”。
这一事宜引起了环球范围的军事反思,各国陆续开始履行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》,生物武器的研发目的从攻击转为防御。
炭疽杆菌的研究严格限于实验室内进行,包括炭疽杆菌的基因改造以及疫苗的研发。
目前,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研制出炭疽杆菌疫苗。

炭疽杆菌疫苗(来源:疫苗生产商Emergent BioSolutions)

亦魔也亦佛

当然,质粒并不是万恶之源。
20世纪70年代,科学家开始对天然野生型的质粒进行改造,并运用于基因工程技能,开启了基因工程新的大门。
在保留天然质粒上风的根本上,人工改造的质粒增加了抗性标记,人们可以根据需求筛选不同的菌株。
同时,质粒上还可以设计多克隆位点,利用干系的酶将质粒分子打开,接入外源DNA,利用质粒自我独立复制的特性,将外源DNA的信息通报给宿主细菌,从而实现性状的改造。

构建重组质粒的步骤:1. 获取含有质粒的菌株;2. 提取质粒并用相应的酶剪切质粒;3. 外源基因连接到剪切后的质粒,构建重组质粒;4. 重组质粒转入新的菌株;5. 新的菌株得到新的性状。
(来源:http://eschool.iaspaper.net/what-is-genetic-modification/the-process-of-genetic-engineering/)

根癌农杆菌致瘤质粒(tumor-inducing plasmid,简称Ti质粒)的创造具有划时期意义,勾引人类进入转基因技能时期。
Ti质粒是存在于根癌农杆菌细胞拟核区之外的能自主复制的双链环状DNA分子。
1977年,比利时分子生物学家马克·万·蒙塔古(Marc Van Montagu)和约瑟夫·舍尔(Jozef Schell)证明,这种Ti质粒能将外源基因整合到宿主植物的基因组中,产生优秀性状,如抗病虫害、抗盐碱、耐除草剂、延长果蔬贮存期等,利用这一过程还可生产药物、抗体、疫苗等。

与Ti质粒干系的运用中,最引人瞩目的是转基因食品。
从理论上讲,人类可以通过Ti质粒转化手段,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植物,得到所须要的食品。
事实上,自从1983年科学家将来自细菌的氯霉素抗性基因转入烟草中,并得到天下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开始,人类就没有停滞转基因食品的研制。
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走出实验室,走进人们的生活,如转基因大豆、转基因马铃薯等。

以转基因马铃薯为例,科学家将含有抗旱干系基因的DNA片段通过PCR技能进行体外扩增,合成之后利用各种酶剪切DNA片段,再把产物拼接于Ti质粒多克隆位点处,得到重组质粒。
重组后的质粒通过根癌农杆菌介导,侵染马铃薯愈伤组织,作物即可得到外源抗旱基因,从而表现出耐旱性。

转基因马铃薯造就步骤:1. 获取Ti质粒;2. 获取目的基因;3. 构建重组质粒;4. 根癌农杆菌介导转化侵染薯块;5. 形成愈伤组织;6. 愈伤组织萌芽成苗;7. 试管苗结薯;8. 结成的小薯种入大田无性繁殖;9. 形成具有目的性状的马铃薯。
(作者制图)

争议与前景

从出身的一刻起,环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就从未停息。
虽然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会对人体康健造成危害,但是对付基因操作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革,以及其对付康健和环境的长期影响,目前科学研究还不足深入。
因此,很多国家和地区,如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,都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法规,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注和严格管控。

与此同时,随着克隆技能的不断发展,质粒的“魔力”也加倍得以施展,人工构建的质粒DNA序列的克隆、扩增、表达及保存得到了广泛的运用。
2017年,天下上首对体细胞克隆猴“中中”“华华”出身,标志着我国在非人灵长类疾病动物模型研究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。
这种依托质粒载体的无性克隆体系,加速了针对多种脑疾病(阿尔茨海默病、自闭症等)以及免疫毛病、肿瘤、代谢性疾病的新药研发进程。

体细胞克隆猴“中中”和“华华”日常生活状态(来源: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能卓越创新中央)

质粒虽然是微生物细胞中的极为眇小的组分,但是在生物学的发展中具有十分主要的浸染和远大的前景[7] 。
它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基因的“魔盒”,既为人类带来康健和福祉,又可能引发灾害与战役。
在生物技能迅猛发展的本日,我们只有利用好这把双刃剑,才能让质粒连续造福人类,推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

参考文献

[1] Dibyendu Banerjee, Baishali Chakraborty, Banya Chakraborty. Anthrax: Where Margins are Merging between Emerging Threats and Bioterrorism[J]. Indian Journal of Dermatology, 2017, 62(5):456-458.

[2] BIRNBOIM,H C. A rapid alkaline extraction method for the isolation of plasmid DNA[J]. Methods in Enzymology, 1983, 100.

[3] Erdmann S , Tschitschko B , Zhong L , et al. A plasmid from an Antarctic haloarchaeon uses specialized membrane vesicles to disseminate and infect plasmid-free cells[J]. Nature Microbiology, 2017, 2(10).

[4] María Pilar Garcillán-Barcia, María Victoria Francia, Cruz F D L . The diversity of conjugative relaxas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lasmid classification [J]. 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, 2009, 33(3):657-687.

[5]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and Copy Number Variation ofBacillus anthracisPlasmids pXO1 and pXO2 in a Historical Collection of 412 Strains[J]. Msystems, 2018, 3(4).

[6] Sou-ichi, Makino.[Anthrax as a biological weapon].[J].Shokuhin eiseigaku zasshi. Journal of the Food Hygienic Society of Japan,2002,43(3):J228-32.

[7] Smalla K , Top E M , Jechalke S . Plasmid Detection, Characterization, and Ecology[J]. Microbiology Spectrum, 2015, 3(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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